構建智能化社會治理應用體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更新時間:2018-11-28

  政治學關心城市治理中公權力的作用方式、制度建設和組織間關系的協調。在城市治理的研究過程中,經歷了從過去強調政府的角色,譬如政府配置資源、政府公共責任、政府資源投入等,轉向現在強調政府、社會和市場在城市治理中的合作關系。大數據和智能化技術可以提升社會治理的能力,其服務的不止是社區和城市層面,甚至可服務於跨城市區域,甚至國家層面。

社會治理的

轉型影響與演進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快速社會轉型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引發了許多不協調因素。其一是市場化改革造成中國社會的社會分化和利益多元化。不同社會群體對政府角色、公共服務產生不同理解,甚至出現階層之間、群體之間、代際之間的價值衝突。大量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經濟越發達,其公民對政府越具有更高水平、更個性化的公共品要求,也更具能力評價政府績效。我國正在經歷這一進程,因而,要理性看待互聯網上公眾對政府的訴求和建議。

其二是城鎮化帶來現代生活的同時,又產生諸多社會問題,如環境壓力、能源壓力、城市服務、貧富差距等。我國強調城市發展的相對均衡性,而城市治理中涉及的戶籍問題、社保體系等均有差異。城市居民要求有公民身份即享受相同福祉,為保證這一價值追求,如何落實值得探索。

其三是正在經歷的大規模網絡化,對整個國家影響巨大。截至2018年6月,中國網民已達8.02億。網民不僅上網,且對公共問題很關心,彌補了線下空間所缺乏的表達途徑。虛擬空間的匿名性、低門檻、開放性、“圍觀效應”等促使網民積極表達個人或群體訴求,給政府帶來一定壓力。

基於上述分析,社會治理應在三個維度加以區分考慮:一是快速轉型期可能產生高發、頻發、驟發的不可預測性社會風險;二是現階段充分釋放的社會訴求表現活躍且多元,可以被吸納到決策過程;三是集體行動性公眾訴求會帶來“圍觀效應”或自下而上的壓力。在此情況下,社會治理的理念、模式,以及政府和社會溝通的方式均發生變化。此外,社會治理演進過程也發生了兩個重要轉變。第一,政府—社會關系發生變化。社會管理時期,政府是自上而下、單向度管理;社會治理時期,由政府主導、吸納社會組織和公民多治理主體有序有效參與。第二,建設理想社會的目標發生重要變革。“智慧社會”在數字化空間反映為社會各個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是網絡化、普遍化、智能化的,智能由此成為與土地、勞動、資本同等重要的新型生產要素。

隨著大數據和智能化應用的推廣,包括眾包數據、搜索數據在內的數據是所有人可共享的,對這些數據的分析可用來增加預測的精准度,所使用的算法也越來越成熟。一改過去政府有很多預測需求,但技術落地較為困難的局面。譬如利用搜索數據做流感預測,這在社會風險應對方面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世界各國均在探索如何將大數據、機器學習方法運用到治理過程中。制度變革的根本動力之一即科技革新,將“技術嵌入制度”提供了另一種解決方案。譬如將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嵌入制度過程促使制度運行起來,讓社會參與治理。世界主要國家均發現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革新賦予政府能力提升的時代機遇,並將其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予以高度重視。我國亦不例外。

在我國,大數據在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已有諸多進展。2015年,國務院發布《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明確提出大數據是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新途徑,且在諸多細分的政府治理領域提出具體建議。2016年,“十三五”規劃提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將大數據視為政府解決公共治理問題、克服社會問題的有力措施。此後,“網絡強國”“智慧社會”等一系列概念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出現,尤為重要的是在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推行電子政務、建設智慧城市等為抓手,充分利用大數據平台,加強政企合作、多方參與,形成社會治理強大合力。

基於此,未來構建城市治理新模式可能有四個發展取向。第一,開放性政府。大數據促進政府開放其資訊和信息,使政務過程變得更透明。如“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的開放性給社會治理帶來益處。第二,智慧式政府。政府做決策可依托智慧化工具和個性、精准化的服務遞送機制,如機器輔助管理人員實施精細化管理,可大大提高服務效率。第三,回應性政府。大數據時代,政府回應能力空前提升,大量資訊助力政府了解社會訴求,回應體現精准化。同時,大數據輔助政府做預測預警,提升政府的危機響應能力。第四,濡化政府。互聯網推動群體智慧和社會共識的形成,政府和公民的溝通可運用互聯網進行價值觀引導。

城市治理創新:

體系結構與實現機制

構建智能化社會治理應用體系,需要具備以下五個機制。一是數據,通過整合網絡數據資源構建數據文化;二是信息,通過對整合的數據進行分析,打破信息碎片化和信息不對稱困境;三是協作,通過數據和信息流動實現業務整合,破解傳統需部門整合、機構改革才可實現的機構協作;四是參與,通過大數據平台鼓勵公眾參與,促進協商民主落實;五是安全,這是整個智能化社會治理體系的底線保障,包括數據安全、信息安全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安全預警體系。

構建智能化社會治理理論和應用體系的目標是推動社會治理決策科學化、風險防範機制前瞻化,提升政府或社會主體基於大數據更好地感知城市中社會風險的能力,輔助決策部門找到應對社會風險的方案,以達成政府的決策回應精准化、社會治理科學化、社會治理協同化。應用大數據可監測社會偏好、評估社會風險,目前已有的顆粒度很好的數據,可以動態跟蹤社會偏好即民情民意的變化。另外,可通過大數據評估社會風險,如疫情、火災、衝突性事件等。同時,建立一個眾智解決方案的治理體系互動平台,基於此平台,建立社會治理知識庫,輔助社會治理主體找到政策或方法等解決方案。

而決策輔助的智能化工具實現有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建立社會治理知識庫,包括社會治理的案例庫,在全國甚至全球,收集各地政府應對不同社會風險、社會問題的典型實踐;同時建立社會治理政策庫,即地方政府在民生政策、風險預防政策領域的解決方案知識庫。通過積累各地既有經驗,形成知識以供其他地區未來學習。第二步是城市精准匹配。在政策擴散、政策學習中自動匹配具有可比性的城市。第三步是做精准化的決策輔助。可運用知識圖譜對社會風險和解決方案做關聯分析,並自動推送解決方案供決策參考。

綜上,通過將海量的數據資源和高效的數據挖掘技術有效應用,最終可建立智能化的城市社會治理體系。其目標在於激活和吸納:激活包括政府、市場和各個社會主體的治理資源,使得政府扎根於城市和社區“自下而上”吸納來自社會需求,體現我國“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此過程中,要注意社會治理在治理體制、機制和技術上的匹配作用。在體制方面,要強調政府開放數據和公權力的邊界,應明確公權力使用大數據的邊界,公私合作,社會參與以達成共識。在機制方面,要政、企、社合作,通過眾智貢獻提升大數據智能化決策水平。在環境方面,要注意克服數字鴻溝和數據利維坦問題。我國政府在落後地區建立“廉價化”互聯網基礎設施,是非常好的克服數字鴻溝的舉措。破解這些問題需要政府、社會和企業多維度協作,通過大數據等技術融入治理過程,更好地塑造合作格局並促使治理制度運行起來。

工作單位:清華大學政治學系

課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基於大數據的智能化社會治理監測、評估與應對策略研究”(18ZDA11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