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政務”之我見
來源:佳桐頻道 更新時間:2018-06-27

一、在當今變革的時代,“互聯網+”代表著一股變革的力量。毫無疑問,它已經給商務、給產業帶來了許多深刻的改變,那麼對政務而言,“互聯網+”又將意味著什麼?

答案是:你在今天的商務領域看到什麼,也許明天就會在政務領域同樣看到什麼。

為何這樣認為?因為互聯網是人與人連接、合作的產物,只要是現代意義的社會人,就必然會是網絡人。更何況年輕人大多浸泡在網絡之中,對於政府治理與公共服務,年輕人在哪裡,自然應當關注哪裡,因為他們不光代表著當下,更代表著未來。這是來自需求方的呼聲。

面對此種呼聲,政府是否必須回應?

可以不搭理,甚至視而不見。但是,政府終究是公共服務者。當人們越來越習慣於網上消費、網上銷售、網上閱讀、網上社交的時候,也將越來越希望得到網上公共服務。假如政府消極以對,公眾雖然無可奈何,至多是降低了滿意度,但上升到宗旨意識的高度,將是不可忽略的巨大落差。而從責任政府的角度,不也是一種道義上的行政不作為?政府與公眾有著無形的契約關系:用公共財政的錢,辦合乎民意的事。當然,應是財力、物力、實力足以承受的力所能及。

事實上,“互聯網+政務”不僅不超越我們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從全局和長遠來看,反而是一件讓方方面面省力、省錢、省心的事——不光給老百姓方便,給政府自己也方便,這可謂充分體現了“與人方便,與己方便”的邏輯。所以,政府何必不干兩全其美的事呢?

二、絕不僅僅是由於公眾的需求壓力,才要“互聯網+政務”。

在今天,互聯網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工具或渠道,而是支撐經濟社會運行的劃時代式的基礎設施。不“互聯網+”,就好比人們當年抗拒用電、用機器,抗拒那些先進生產力。任何一個現代人,都會恥笑慈禧太後曾經拒絕鐵路,但當年的她實在是有著極其充足的理由:火車的機車會震動老皇帝們的寢陵,這怎麼了得!

時代變了,評價體系變了,道理和結論也就跟著變。我們笑著當年的她,可要是不貼著時代脈搏前行,誰知道後人會不會取笑今天的我們?

互聯網最大的價值,不在於直接創造了什麼,而在於對一切傳統的行業和領域帶來了改變,包括將改變整個政務生態。因為這是沒有中心節點的網狀社會,平等、開放是其內在的精髓。而現代治理是政府、市場、社會的協同治理,互聯網恰恰激發了廣大公民、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的活力,使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更加順暢,各種意見和訴求在網絡空間予以表達,公眾參與和輿論監督得到強化,從而有利於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之間充分協商、平等合作。另一方面,互聯網也使信息傳播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尤其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人人隨時在線,信息擴散的速度往往呈幾何級數。基層至高層的信息流,已無須一板一眼地依賴逐級傳遞,這使政府機構的一些中間層次顯得多余,有利於行政組織和管理流程創新。通過“互聯網+”,還加速了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的綜合集成,為社會帶來層出不窮的新形態。正如眾創、眾包、眾需、眾籌等商業模式在經濟領域中不斷湧現,互聯網也將對政府管理模式和服務方式展開不同層面的改造乃至顛覆。

總之,互聯網對當今世界的影響是立體化、全方位的。政府作為現代治理體系中的主導者,假如遠離互聯網,又怎能高明地“掌舵”,怎能讓市場、社會等治理主體高效地“劃槳”?只有加速推進“互聯網+政務”,才能通過網絡驅動、用戶驅動、數據驅動,形成更加人本、更有效率、更趨公平、更為透明的政務生態,切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績效。

三、“互聯網+政務”並非一個橫空出世,忽然從誰的腦子裡冒出來的概念,它是電子政務實踐不斷發展、持續深化的產物。

多年以來,各地、各部門電子政務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但不容回避也存在著突出的矛盾,尤其是狹窄、孤立的電子化,導致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復建設,造成割據式、碎片化的信息孤島,帶來自娛自樂、缺乏用戶的形像工程。如此一來,電子政務往往成了“燒錢”的買賣,有“盆景”卻少真正的“風景”,有“成果”但缺廣泛的“效果”。

按照我的理解,電子政務的根本是互聯網政務,電子是手段,互聯網才是精髓,是解決電子政務諸多症結的藥方。正如電子商務的本質是互聯網商務,阿裡巴巴先通過淘寶,彙聚了來自互聯網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然後水到渠成有了支付寶,再形成阿裡雲,繼而又有了大數據的挖掘。所以,相比以往行政機關“自娛自樂”的電子政務,“互聯網+”蘊含著一種實踐理性。“互聯網+政務”甚至可進一步歸並為“互聯網政務”,這不是玩文字游戲,而是要將兩者深度融合為一個整體。

姑且沿用“互聯網+政務”的概念。它與電子政務的差異,在於發展階段的遞進,其實是用互聯網技術、互聯網思維和互聯網精神,實現對電子政務的全面提升。一是用戶至上,注重服務對像的需求導向和口碑檢驗,摒棄以我為主、居高臨下的官僚習氣;二是共享開放,以平台化架構、大數據理念推進系統整合,堅決打破行政壁壘和條塊分割;三是價值實現,從戰略、業務和組織層面重構電子政務,通過快速迭代、跨界融合、閉環管理等提升價值鏈。

可見,這是一種不同於以往的電子政務實現形式,是政府站在“互聯網+”的風口上飛起來後的嶄新形態。人類社會正在經歷著一次全新意義上的移民潮,即從現實世界向虛擬世界、從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的移民。就中國而言,已有近7億人口的網民規模。“互聯網+政務”不是一個想不想、要不要的話題,而是一場必須有、必須干的實踐。

此時不干,更待更時?我們不干,又待何人?

四、“互聯網+政務”需要切入點和突破口。以浙江省為例,上線整一周年的政務服務網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實踐載體。根據省委、省政府的決策部署,我們嘗試用“互聯網+”的理念,在建設模式、應用模式和服務模式上作了積極的探索。

一是在線化。對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不光停留在信息公開、新聞發布的層面,而是讓所有適宜上網的事項都在線辦理,並按“個人辦事”、“法人辦事”分類,初步設置了“行政審批”、“便民服務”、“陽光政務”等板塊,提供欄目式、表單化、自助性的政務服務。在線化是“互聯網+政務”的邏輯起點,就好比先要下水,才能學會游泳,也才有來日遨游江海的一天。

二是平台化。“互聯網+政務”需要多輪驅動,但絕不可各行其事。浙江政務服務網是省市縣三級政府聯手打造的公共平台,以此為依托,全面推進權力事項集中進駐、網上服務集中提供、政務信息集中公開、數據資源集中共享。“四個集中”將改變網上政務的碎片化,著力構建面向公眾的一體化在線公共服務體系。由於政府部門同台登場,就像一起開網店,這張網被喻為“政務淘寶”,既為行政機關構建了全省統一的服務門戶,更搭起了推進現代治理的大平台。

三是一體化。浙江政務服務網不搞簡單鏈接式的網站群,而要逐步實現省市縣政務服務“七統一”:統一導航、統一認證、統一申報、統一查詢、統一互動、統一支付、統一評價。比如,過去各單位的電子政務系統都有獨立的用戶體系,通過統一認證,就破除了“諸侯割據”。凡政務服務網的注冊用戶,到任何部門在線辦事,就無障礙通行。圍繞統一支付,建設了政務服務網公共支付平台,先從非稅收入起步,並與網上征稅系統無縫對接,逐步實現全省財政性收入的集中征繳。當然,“統”中又有“分”,在總體架構和標准規範保持一致的同時,鼓勵市縣和部門因地制宜,更多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服務。

四是集約化。“互聯網+政務”不能粗放擴張,關鍵在於整合資源。浙江政務服務網是全國首個基於雲計算部署,實現省市縣統一架構、多級聯動的電子政務平台。在整個建設過程中,沒有花錢自建機房,也不直接購買服務器和網絡設備,既顯著降低了投資成本,又有利於安全可靠運維。政務服務網與政府門戶網站也將統籌建設,形成界面各有側重、後台一體運維的復合型網站。與之同時,統籌整合基礎設施和應用系統,有效遏制了地方和部門重復鋪攤子的格局。

浙江政務服務網的實踐才剛剛起步,建設深度和用戶體驗都僅僅是1.0版,平台架構、界面設計、技術支撐和運行維護等方面都有薄弱環節,務必進一步完善功能、延伸服務、加強管理。總之,我們做的還很不夠!但這樣一張網,本來就不是一年、兩年乃至三、五年就能做好的事。正因為知易行難,不夠好的政務服務網才有其價值,也才是一種帶著欠缺的真實。“互聯網+政務”毫無疑問是探索的過程,不僅難以立竿見影,而且在一開始甚至會顯著放大政府運行中的弊病,但暴露問題本身也是成效,可以據此對症下藥,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強大動能和勢能,將政府改革引向深入。

五、“互聯網+政務”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再造行政流程和管理體系。

正如互聯網對傳統產業從研發、生產、物流、營銷等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它也將有力地撬動行政管理和服務流程的創新。2015年1月,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要求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強化互聯網思維,指出大多數事項都可以實現網上辦理。從浙江政務服務網來看,已建成全省統一的行政權力事項管理系統,率先實現所有審批事項的網上運行,基本實現了省市縣一站式的用戶登錄、在線申報與全程監督。

然而,當前的網上行政審批,大多數是對線下流程的簡單復制,在後台幾乎沒有整合。而傳統的業務流程往往既繁瑣又分散,辦事對像要同時應付多個行政機關或職能處室,相關信息也不得不被重復地收集、加工和處理。這意味著網上運行只是第一步,假如政府運作的老一套原封不動,僅僅為上網而上網,那不過是“政務+互聯網”,甚至還淪為一種電子化的形式主義,而絕沒有體現“互聯網+政務”的精髓。

所謂傳統企業的互聯網化,有一個核心標志是:從產品賣出為終點,到產品賣出為起點。因為傳統企業著眼於一錘子買賣,那是產品思維;互聯網企業重在培植回頭客,那是用戶思維。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政務領域,當只求在互聯網上展示一張服務清單,那無須在意服務品質;但政務服務上網不是終點,恰恰是“互聯網+”的起點,所以必須致力於讓企業、公民有良好的體驗,這就離不開行政流程的優化,離不開管理體系的改變。

浙江政務服務網已實現了在線辦理事項的一站式彙聚,但系統整合與流程再造的萬裡長征還剛起頭。要以事項辦理為主線,一手抓服務的標准化,另一手抓政務的協同性。對行政審批等事項,浙江政務服務網已進行星級分類,並推行“網上申報、信任在先、辦結核驗”和“網上申報、全程在線、辦結取件”等方式。在此基礎上,著力提升網上辦理深度,尤其是結合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優化業務流程,推進跨部門、跨層級並聯辦事,打造涵蓋行政綜合執法、社會綜合治理等功能於一體的協同工作平台,努力讓人辦事少跑腿,切身感受在線服務的便利。

“互聯網+”對政府的革新,當然不局限於某幾個具體的流程。《聯合國2014年電子政務調查報告》指出,目前主要發達國家更加關注通過電子政務手段,建設整體政府和解決協同治理問題。“無縫隙服務”是整體政府的外在表現。按照該理念,政府應整合所有部門、人員和其他資源,以單一界面為公眾提供優質的信息和服務。在這裡,“無縫隙”是在橫向部門、縱向層級之間消除“縫隙”。為此,要通過電子政務系統的前台整合帶動後台整合,基於信息資源共享,打造涵蓋行政綜合執法、社會綜合治理等功能於一體的協同工作平台。只有這樣,“無縫隙服務”才不會停留於表層,切實做到由內而外,形成一個整體性的網上政府。

六、檢驗“互聯網+政務”成效的,不是簡單的電子化、數字化,並非在網上建一個平台就萬事大吉。做加法後的政務服務,關鍵要讓公眾真正體會到在線的便利,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而不是政府為了趕時髦“虛晃一槍”。

浙江政務服務網已上線婚育收養、教育培訓、求職執業、納稅繳費、就醫保健、社會保險等十多項主題欄目,但主要還是信息類服務,能直接在線辦理的便民事項不多。因此,要深化平台建設,加強資源整合,爭取每個欄目都有老百姓可用、愛用的熱門應用,並適時推出定制化服務。要繼續深化政務公開和在線交流,廣泛開展網上意見征集、專項調查、評議聽證等活動,在引導公眾參與中增強用戶粘性。同時,加快政務服務網向鄉鎮(街道)、村(社區)延伸。網上基層服務站應當與現有的實體性公共服務平台相結合,並善於依托農村電子商務服務點,使“互聯網+”更接地氣、更加適用。

當今是移動互聯網時代,隨著網絡通訊條件的改善和智能移動終端的普及,在線與離線的差別已不再那麼絕對,由此將催生全天候的移動電子政務。“互聯網+政務”的重心,將越來越偏向“移動互聯網+政務”。浙江政務服務網已上線了移動客戶端(APP),但擁有APP,不見得就能吸引用戶。據統計分析,手機上98%的APP只被打開過一次,甚至下載後一次都沒有被打開過。所以,必須加速服務迭代,我們為此建立了移動端服務整合平台,形成一套應用開發和接入規範,加快一站式彙聚各地、各部門的移動端政務應用資源。在此基礎上,推進與阿裡巴巴、騰訊、百度等公司的合作,依托微信、支付寶等平台的“城市服務”,進一步延伸政務服務網的觸角。這也是借船出海、借梯登高,通過與一流互聯網公司的技術對接和聯合開發,讓手掌間的政府更派得上用場。

“互聯網+政務”的發展,有賴於網上網下聯動。應該看到,網上與網下辦事並非簡單的替代關系,一些比較復雜的行政審批等事項,現階段仍可以網下辦理為主,網上受理作為有益的輔助;但對那些簡易的即辦件,以及資料核驗標准化程度較高的事項,網上全流程辦理要逐步成為主渠道。“互聯網+政務”也應借鑒電子商務的O2O模式(Online To Offline/線上到線下),找准具體切入點,積極探索網上平台、實體大廳、自動終端、服務熱線等良性互動的模式,使網上辦事與網下辦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七、“互聯網+政務”的全面拓展,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新一代基礎設施,從雲、網、端各個層面支撐在線智慧政府建設,逐步形成由現代治理理念與現代信息技術共同催生、演化的現代政務生態。

從技術角度講,“互聯網+”應當加在雲計算上。作為一種新興的信息技術部署與交付模式,雲計算就像人們利用自來水、煤氣一樣,通過虛擬化方式動態配置計算資源,並依據使用量按需付費。浙江政務服務網便搭建在雲計算平台上,當前要以此為依托,推進應用系統整合、信息資源整合和業務流程整合。大數據處理的興起,也使雲計算發展繼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平台即服務(PaaS)、軟件即服務(SaaS)之後,進入了以分析即服務(AaaS)為主要標志的2.0時代。要建設完善政務雲計算平台,使之不僅作為數據彙聚的大“池子”,而且是數據分析的總“車間”。

在這裡,必須防止政務雲平台一哄而上。因為雲計算一旦成為時興的模式,就容易引發各地、各部門的投資熱情,新建的平台於是星羅棋布。但條塊分割的雲,恰恰違背了雲計算引領的潮流。浙江的政務雲平台實行省、市兩級架構,縣一級原則上不單獨建設。有了雲平台,還要有“雲優先”的理念。也就是說,凡適合在政務雲彙聚的系統和數據,都要優先采取雲計算的部署模式,盡可能將它們推上雲端。

“互聯網+政務”還離不開網絡的整合。目前,各地除了電子政務內網、外網外,不少部門的業務系統都在專網上運行,因難以實時互通,勢必嚴重制約網上政務服務的一站式運行。為此,要進一步理順電子政務網絡建設和管理體制,加快電子政務外網改造升級。要穩步開展部門專網整合,相關應用經分類後,分別向統一的政務內網或外網遷移。可以說,這是“互聯網+政務”得以全面、高效拓展的基礎工程。

未來的政務服務必須與物接網融合,這是“互聯網+”的題中之義。基於智能技術及應用,要通過物聯網和智能設備連接人與人、人與機器,更好地支撐政務服務的在線化和移動化。同時,積極運用視聯網技術,實現高清視頻的實時傳輸,並整合分散的存量視頻資源,促進政務服務應用的可視化、扁平化。

推進“互聯網+”,必須高度注重網絡安全和信息安全。因為互聯網連接一切,難免也就連接著風險。假如在制度、技術、管理等方面不設防,一旦釀成事故,往往為時已晚。安全是一項基礎保障,絕不可存亡羊補牢的僥幸。只有穩中求進,“互聯網+政務”才能持續蓬勃發展。

八、“互聯網+政務”究竟將發掘出多大的能量,從根本上講,取決於公共數據價值在怎樣的深度與廣度得以實現。

數據是財富,這一觀念已越來越被廣泛接受。在大數據時代,將數據、能源、貨幣等量齊觀為支撐社會運行的三大要素,也不為過。但公共數據一般分散在不同的行政機關,由於各地、各部門都只掌握一個局部,以致去世了的照發養老金,開好車的卻領著低保金;居民辦事總要開各式各樣的證明,諸如證明“你媽是你媽”,證明“我是單身”,證明“結婚證上的夫妻是一家人”……這一切都反映了機關作風的問題,但症結還在於信息孤島。當數據都被鎖在行政機關的抽屜裡時,政府履職就陷入了“盲人摸像”的困境。

推進數據資源共享已是當務之急。需要指出,由於公共數據事實上被政府部門占有,這些單位自然成了數據的既得利益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既然靠著數據,往往就不太情願無償提供。必須從邏輯上強調政府對於公共數據的統一所有權和支配權,因為數據的積累來自於財政開支,而並非誰的“私房錢”。依托政務服務網,浙江建設了省市縣一體化的信息資源共享平台,並制定專門的管理辦法,將逐步集中彙聚非涉密的政務數據。當然,數據共享是分層次、分類型的,既有非受限共享類型,也有受限共享類型;共享方式也分比對驗證、查詢引用、批量復制等。對那些雖不涉密卻比較敏感的數據,有的可以先脫敏再彙聚;暫時無法集中部署的,可按照標准規範提供數據訪問接口,但不允許搞游離在外的“獨立王國”。

在政府內部共享數據,雖不一定依賴互聯網,但有了“互聯網+”,則能極大地激發應用需求。推進政府治理與公共服務在線化,必然要求有健全的人口、法人、空間地理等基礎數據庫和專業數據庫作支撐,有完善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保障。反過來講,真正意義上的大數據是在線的。另一方面,公共數據還應在網上向社會開放。因為采集數據所用的財政性經費,其實是納稅人的錢,所形成的自然是公共產品。浙江政務服務網近期將推出“公共數據”板塊。為此,應建立政府數據開放的默認原則,即除涉及國家安全、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數據外,開放數據是政府的義務。相對於政府信息公開只是滿足公民的知情權,開放數據的核心,是讓全社會都能分享更底層、連續性的數據資源。所以,不光是開放淺層次的信息,更需要精准、即時地提供可機讀的數據接口(API),保障人們對公共數據的利用權,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新支撐。

公共數據的共享開放,僅僅是數據價值利用的第一步。在海量數據彙聚的基礎上,要針對特定的主題,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從那些看似支離破碎,卻有內在關聯的數據中探求帶規律性、前瞻性、導向性的信息。數據為王,並非有了數據就是王,善於挖掘、分析才是王道。浙江政務服務網正加快構建綜合監測分析平台,通過與專業機構合作,先行選取若干應用場景,制定數據采集、交換、清洗、入庫、處理和使用的閉環流程,積極開展公共數據挖掘工作,讓未來的政府能更好地循“數”治理、依“數”服務。

九、立足當下,又放眼長遠,“互聯網+政務”應有怎樣的願景?

需要指出,“互聯網+”中的加號,並非算術層面的相加,而是有著乘數效應的疊加,所起的不是堆積性的物理反應,而是基於融合與創新的化學反應。“互聯網+政務”離不開價值觀的支撐,所聚焦的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夢想。

——以“互聯網+”強化政府責任。政府是干什麼的?政府是來負責任的。不負責任的政府,就沒有合法性,也沒有存在意義。然而,傳統形態的政府往往對公民強調義務,卻忽視其權利;與之相對應,行政權力則被放大,政府責任反被虛置。將行政權力清單和政府責任清單曬在互聯網上,就是為了將公權力更好地裝進籠子裡,進一步彰顯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利用“互聯網+”,通過對行政權力事項實行統一編碼和動態管理,並確保在線運行,能夠有效地減少暗箱操作。因為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信息的不對稱性,當權力行使變得透明,就能與責任更好地掛鉤,既不可亂作為,也不可不作為。如此一來,“互聯網+”就成了打造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的強大倒逼力量,網絡空間也成了責任政府建設成效的絕佳檢驗舞台。

——以“互聯網+”提升行政效能。現代意義的政府治理,無疑講求效能。“互聯網+”的一個正效應,恰恰是以高效率整合低效率。比如,商業網站的在線服務,反應時間都在30秒之內,配送時間也很短,否則就沒有良好的用戶體驗。推進在線政務服務,並接受公眾評價與全程監督,勢必對網絡的時速標准“入鄉隨俗”,促使政府快捷運行。當越來越多的政務服務上網,相應的法規政策和標准規範逐步完善,電子證照、電子文件、電子印章、電子檔案等可望廣泛應用,將給政務生態帶來系統性的效率提升。如果說網上辦理是政務服務平台所邁出的第一步,以系統集成、渠道整合、數據共享為原則,推進政務服務鏈和工作流的改造重組,才是“互聯網+”更有意義也更具挑戰的任務。隨著人類從信息技術(IT)時代向數據技術(DT)時代的跨越,政府的一切行為都將被數據化,而公共數據也將改變凝固、封閉的狀態,在日益充分的流動、挖掘、分析中展現價值。大數據能提高生產、經營的效率,也能提高決策、管理和服務的效率,為政府高效治理奠定堅實的基礎。

——以“互聯網+”力推施政公平。公平是人類自古至今的不懈追求,也是政府治理的核心價值。分布式、去中心化的互聯網,將使世界變得平坦,因為人們在線交流、辦事將被最大限度地剝去身分、權力、財富的標簽,城鄉、區域的差異也幾乎被抹平。推進網上政務尤其是全流程在線運行,就讓無數雙眼睛盯著行政權力的一舉一動,客觀上有利於規範行政執法,減少自由裁量權,促使行政相對人依法得到公正對待。另一方面,互聯網極大降低了信息獲取成本,也有效降低了服務供給成本。當政府投身於開放、透明的網絡空間,將更多地感知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願望和呼聲,也能及時回應企業、公眾多元化的現實需要。“互聯網+”預示著人人受益,將推動政府更好地提供均等化、普惠性的公共服務。

——以“互聯網+”促進共治共享。互聯網是一切的互聯,繼而帶來相互融合的生態,形成網狀協同的自組織。正如它改變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相割裂的狀態,從而讓顧客參與到生產環節之中,隨著“互聯網+政務”實踐的深化,公共服務的提供方與需求方也不再涇渭分明,公眾可以多種方式在線參與社會事務,也可以利用向互聯網開放的數據、平台等資源,自行開發公共性的服務產品。互聯網還在很大程度上重構了公共領域,通過深入開展在線互動交流,有利於尋求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更應看到,互聯網加速發展了協同共享的經濟模式,尤其使傳統形態下沒有價值的東西變得有價值。就像優步(Uber)自身不擁有一輛車,但通過網絡連接與資源整合,卻成了全球最大的出租車公司。可以預見,互聯網世界的商業模式創新,同樣將移植到政務領域。因為公共資源很容易被低效配置,“互聯網+”恰好是一把金鑰匙,通過市場和社會的良性參與,與政府聯手開創一個共治共享的嶄新時代。

陳廣勝,男,漢族,1969年12月生,山東莒南人,浙江省政府副秘書長,人文及公共管理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