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Facebook事件後續進展看美國互聯網平台的數據治理思路
來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 更新時間:2018-06-26

2018年5月底,在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參加完歐洲議會專場聽證會後,這場牽涉8700萬用戶、涉嫌干涉美國大選的風波宣布告一段落。事件發展至今,總結得失,結合各方最終反應,除始作俑者——劍橋分析公司受到實質性負面影響,在英國啟動破產程序之外,其余各方,如美國立法和監管機構、司法部門,以及8700萬用戶,仿佛都在扎克伯格一句“我錯了”之後,取得了精神層面的勝利,目前大多偃旗息鼓、不再爭論。

在美國國內,事件的後續進展主要涵蓋以下兩方面。

第一,關於公司經營活動。事發後,Facebook采取系列措施對平台數據活動進行整改,比如清查數據應用方式,對2014年平台數據政策變更之前獲取用戶數據的App進行追溯調查,賦予用戶更多的隱私控制權限等。

上述整改措施很快得到市場認可。2018年6月5日,Facebook股票漲至193.28美元,該價格離4月初的低點149.02美元,已上漲超過25%。關於用戶數和用戶活躍度等指標,據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商ComScore數據,在4月中旬美國國會聽證會舉行之後,Facebook美國移動端用戶數開始上漲,至6月初已達到1.886億,同比增長7%,此外,Facebook在全球範圍清理假賬號的行動並未對用戶使用率造成任何衝擊,與之相對應的廣告曝光率也呈現持續上升態勢。

第二,關於監管和執法行動。監管方面,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曾在事件曝光的第一時間宣稱會“考慮”對Facebook是否違反2011年簽訂的和解協議展開調查,視具體情形不排除開出7.1萬億美元的天價罰單。但截至目前,FTC是否展開調查行動,進行到哪一步,甚至事件性質能否被確認為“數據泄露”,目前都再無下文。

執法方面,Facebook早在2014年就得知事件情況,但未采取任何行動。如果該事件能被定性為“數據泄露”,那麼Facebook就構成對數據泄露通知法律的違反。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是該制度立法的先行國,目前聯邦和所有50州都有相應法律,但此次對於Facebook,執法部門居然“視而不見”。這種規定上的高標准和施行中的打折扣形成鮮明對比,如此行事,只有兩種解釋,一是事件性質還有商榷空間;二是執法部門對Facebook選擇性執法、甚至不執法。

回溯事件過程,對比開頭和結尾,值得提出疑問,事件的突發是否具有時間上的特殊含義? 8700萬用戶信息泄露的發生時間是2014年之前,劍橋分析公司利用數據“干預大選”並取得“效果”(特朗普當選)是在2016年年底。兩大關鍵節點與事件突然曝光的2018年3月都相距甚遠。由此能否認定,Facebook事件是一事,事件的被曝光則是另一事。本文無意對真實原因進行揣測,但在目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之下,Facebook作為美互聯網超級平台的代表,美監管機構對待此類平台的監管態度,以及平台數據規則的未來走向都具標杆意義。相關問題和思路的釐清,需輔以佐證並將視線拉長。

思路一:將數據視為生產工具,數據控制者(平台)與使用者(第三方等)以共利為基礎,這是決定平台數據規則走向的重點考慮因素。在以訴訟結果為規則導向的美國,與Facebook事件類似的LinkedIn涉訴案件具有回顧和參照價值。該案同樣是第三方(hiQ)從超級平台(LinkedIn是美國互聯網職場社交領域的第一大平台)獲取用戶數據、分析數據、販賣分析結論獲利。對於hiQ這樣的完全依靠平台獲利生存的第三方,LinkedIn主動出擊,對其再三警示,最終采用技術手段限制hiQ的數據獲取。2017年6月,hiQ以LinkedIn壟斷市場、不正當競爭、干涉信息自由流動等罪名將其告到加州地區法院。8月,法院做出判決,LinkedIn敗訴,理由是為行業整體利益計,需“維護公共利益最大化”、“保護中小企業創新之源”。

目前看來,美監管部門對Facebook事件的後續“冷處理”,與司法機構對LinkedIn案的判決思路不謀而合。其一,平台是公共之地,平台數據是生產要素,共利者越多,利益才越多。其二,對於用戶同意公開的數據,作為數據控制者的平台經營人有義務向其他數據使用者(第三方主體)開放數據,否則即違法。

思路二:監管機構與數據控制者(平台)形成共同體,協商互動,聯合發力,提高治理效果。美監管部門對自身能力和平台規模之間的差距具有通透認識,單方向的、自上而下的監管方式對於超級大平台而言,根本行不通。2011年,FTC與Facebook就隱私保護若干事宜達成和解,簽訂協議,規定FTC的行政處罰權,部分情形的觸達可以把Facebook罰到破產。此外,協議有效期是20年,而對比美國很多正式立法的期限也才8-10年(比如網絡安全法)。由此,這份協議效力漫長,威懾力足夠,表面冠名“和解”,其實是FTC向Facebook開具的定向行政令。

此次事件中,Facebook第一時間向FTC表明態度,積極采取整改措施,其實也正式和解協議的作用。不僅如此,2031年之前,Facebook頭頂上方將始終懸著這把“劍”,料定Facebook將持續更新數據規則。

思路三:參照傳統媒體審核方式對互聯網平台的信息內容進行審核,將成為美保障平台數據安全的手段之一。如果按照時間序列回溯,Facebook事件其實肇始於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是美情報部門對互聯網平台在“通俄門”中所起作用的調查延續而來。2017年年中,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等機構在發布的《俄羅斯在美國大選中的舉動和意圖之評估報告》中指出,俄黑客依托Facebook等社交平台,采取虛假不實信息捏造、精准目標定向分發等手段詆毀希拉裡,對此,美認為,俄黑客干預美國大選的事件性質已經不是單純的網絡安全問題,而是敵對國家通過網絡攻擊對美國政治進程的干預。此後,包括Facebook、Twitter在內的互聯網巨頭被頻繁“請”到國會作證。2017年11月,Facebook總法律顧問柯林?斯特裡奇(Colin Stretch)向國會遞交證詞,俄控制的賬戶在Facebook上發表了8萬多篇試圖影響美國政治的帖子,大約有1.26億美國人看過這些內容。之後,Facebook修改了平台規則,主動承擔起政治廣告、倫理、種族等相關內容過濾責任,並為平台新增了人工審核團隊。同期,以《誠實廣告法案》(H.R.4077)為代表的多部提案被遞交國會,要求比照電視等傳統媒體對網絡平台進行內容審核,不僅要配備人工審核團隊,還要披露具體審核細節。未來,美監管機構為守護具有更大價值目標的紅線,信息內容審核在平台數據治理規則中的份量會越來越重。

綜合以上,Facebook事件在2018年3月份的“突發”,到目前的近乎冷卻,其實是多因素多主體共同作用的結果。通過Facebook事件總結美監管機構對平台的數據治理思路,初步包括三個層面。宏觀上,鑒於日趨復雜的國際形勢,超級平台相關政策牽一發而動全身,由此,平台的數據規則不能給國家的政治安全帶來任何負面影響,應是首要之紅線。中觀層面,為提高行業在全球範圍內的整體競爭水平,美國監管部門其實更偏向於將平台視為資源聚集場所,甚而公共之地,此前提下,為全行業整體利益計,平台作為數據控制人,相關權利需要進行適當克減。微觀上,FTC與Facebook的和解協議可視為美監管機構與超級平台協商共治的典範。鑒於超級平台的用戶數量、全球影響力,以及在預計的較長時間內競爭對手的稀缺,美監管部門這種“因一平台立一規則”,即,專門與某一個平台簽訂和解協議(長效行政令)的做法,不僅可助力監管機構和超級平台之間形成靈活、互信的關系格局,更能順應平台發展規律,預計未來較長時間還將持續。

 

沈玲:就職於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